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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话剧110周年:弘扬百年话剧现实主义传统

2018-01-04 10:34:08 来源:南通生活网

中国话剧已经走过110年的历史。虽然它的历史不长,但却历尽沧桑,它所积累的经验和教训,足以给今天的戏剧以启示。

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期,一些戏剧界人士,把西方现代派戏剧视为最时髦、最先进的东西,殊不知五四时期我们的先辈,不但已经把现代派戏剧介绍进来,而且业已形成一个小小的现代派戏剧的流派,像郭沫若、田汉、向培良等曾写出一批现代派戏剧作品。到了上世纪30年代,曹禺则吸纳西方现代派戏剧的精髓,创作了《雷雨》《日出》《原野》等经典剧作。

如果懂得西方现代派戏在中国的命运,它是怎样被吸纳进来,怎样被创造性转化,又是怎样落潮的历史,新时期戏剧在借鉴外国戏剧上就可能会少走一些弯路。同时,也可以在对历史相似现象的思考中,对当前的话剧状况有着更深刻的透视,从而更懂得当前中国话剧困境的历史根源。

记得刘厚生同志一再说,中国话剧的一大教训就是不重视理论。我在研究中国现代戏剧理论批评史的过程中,感觉刘厚生同志的说法是符合历史实际的。而如今,戏剧界仍然不重视理论批评的建设。看一看中国的戏剧理论批评历史,几乎找不到几个具有理论独创性的戏剧理论家,批评家更是少得可怜。如果我们认真地巡视一下,也几乎找不出一本中国话剧的理论经典。朱光潜先生的《悲剧心理学》可以说是唯一的一本,可惜当时没有翻译出来。上世纪80年代终于翻译成中文出版了,但也并没有引起中国戏剧界的足够重视。因之,当我们面对复杂的戏剧情势时,就显得有些无能为力。

就以上世纪80年代的戏剧观大讨论来说,一方面确实有一种突破禁区、解放思想的气势,但是,由于缺乏历史考量和理论准备,使得一场大讨论最后却走向对形式主义的崇尚。一场本来可观的大讨论失去了发展势头。其实,我们并非没有自己的理论,一些剧作家如田汉、郭沫若、曹禺、夏衍等人,他们的创作经验的总结,如曹禺的《雷雨·序》和《日出·跋》等,所蕴含的理论内涵是极为深刻的,可以说是现代的戏剧诗学。他们不但有着见解独到的创作理论,而且对戏剧的本质和中国戏剧的发展方向都有着深刻论述,但这些也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。尤为令人深思的,曹禺、夏衍、吴祖光等在新时期发表的戏剧理论论文和评论,可以说极为深刻地指出我们戏剧的弊端,尤其是针对时潮所发的评论,展现对当代戏剧发展的深切关怀,提出十分中肯的见解,但是,依旧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。

在理论薄弱的条件下,自然也导致戏剧批评的弱化。戏剧批评一旦失去理论的支撑,必然使戏剧批评失去理论的水准。于是,就出现一部不怎样好的戏被捧到天上,一部好戏却有时得不到深刻分析和评价的现象。

中国话剧得以在中国发展,成为一大剧种,最重要的经验,就是坚持走与时代、与人民的需要紧密结合的道路。中国人最初接受话剧这个洋玩意儿,就带着救国救民的内驱力。文明戏时期,一位叫天缪生的人说得明白:“吾以为今日欲救吾国,当以输入国家思想为第一义。欲输入国家思想……舍戏剧未由。”因此,文明戏的主潮是以勇猛的姿态,配合着民主民族革命,对腐败帝制进行冲击,对外国列强发出愤怒抗议。天知派就是用新剧来推动革命的。抗战时期,话剧要为抗日战争服务,几乎成为中国话剧人的共识,而且的确起到鼓舞人民奋起抗战的巨大作用。可以这样说,中国人需要话剧决不是出于人类本能的娱乐冲动。话剧是最具时代性的艺术,最能同普通大众直接沟通的艺术,当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,中国人对西方话剧产生兴趣,并把它拿来,显然带有匡时济世的目的。但是,当前的话剧却较少有反映时代精神、反映人民呼声的作品,较少看到焦菊隐在《龙须沟》中所看到的“只是一片生活,一群活生生的人物和现实人物的内心思想和感情”,这是值得反思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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